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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卫生之道与卫生

来源:http://www.zhongtengled.com 作者:9159com金沙网站 时间:2019-11-03 07:55

  ⑩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大学历史系2011年。

"Editorial Notes and Missionary News: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CR, vol. 18, no. 4(April 1887), p. 164.

这是1913年1月15日袁世凯在北京接见博医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of China) 外国医生代表时所致的答辞。①作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的言辞代表中国官方对外国医生的肯定。我们从中至少可提炼出两个信息:一、卫生之道是国民强健的根本,而强壮的国民是国家文明的表征;二、外国医生可以保护引导我国人民,使之成为强壮文明的人。然而,这种观点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将医业视为低等技艺的常识是背离的。《礼记·王制》:“凡持技以事上者,史、射、医、卜及百工”,传统中国的士大夫一般都不屑于为医。如今,卫生和医生的地位被统治者提升到关乎民族存亡与国家道德文明的高度,不能不说是一个特殊现象,只是让袁世凯信服的“卫生”之道并不完全是中国传统语境下“护卫生命”的技术,而是中国人不懂的一套知识体系。

K. Chimin Wong and Lien-teh Wu,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p. 555.

  ⑦博士后出站报告,中山大学历史系2007年。

"Nationalism and Medical Missions," p. 811.

  ⑨《中国科技史料》2003年第3期。

K. Chimin Wong and Lien-teh Wu,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pp. 771, 773.

(13)饭岛涉:《近代北京公共卫生之考察——20世纪初期的中国“国家卫生”》,北京市档案馆编《档案与北京史国际学术讨会论文集》,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版。

1887年在华盛顿召开第九届国际医学大会,成为博医会成立的契机。会议规定与会者必须是正式的医学学会会员,这使希望参加该次大会的在华医学传教士将成立中国医学团体的计划匆匆提上日程。⑩1886年,在上海美国圣公会医学传教士文恒理(H. W. Boone)的推动下,一个提名委员会得以成立,成员包括伯驾等医学传教士,他们推举嘉约翰(J. G. Kerr)为会长,天津的马根济(J. K. Mackenzie)等为副会长,上海的格里菲斯(E. M. Griffith)任书记兼出纳,北京的阿特伯里(B. C. Atterbury)等任监察。此外,提名委员会还建议出版一种医学期刊,由嘉约翰等人任编辑。需要指出,博医会正式会员完全由医学专业人员构成。其主要成员是英美医学传教士,在此后40多年时间中,一直维持这种格局。

(11)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05年。

施尔德:《医药宣教会概况》,《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12期,上海:中华续行委办会,1933年,第145—155页;Henry B. Chu,"New Trends in Christian Medical Work," CR, vol. 72, no. 2(February 1941), pp. 65-68.

【摘要】中国西医知识体系的确立和完善是在晚清至民国期间。既往的研究都立足于“传入”与“接受”相互对应的层面。本文着重由官方角度考察这段时期统治者在制定国家策略的过程中,如何借鉴西方医学的知识体系和卫生体制改善中国医疗卫生状况,创建能够适应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需求的医疗培养机制和健康计划,逐步完成中国本土医学模式的“卫生之道”。20世纪呈现在中国人面前的是外国医学发展的多种方向,同一时空下多种外国医学模式并存:日本模式、英美模式和南斯拉夫体系,以及英美派、德日派和法比派等学术派别。本文旨在分析当局者选择什么样的道路,采纳哪种技术和方式,借鉴何种教育和卫生管理体制,并揭示出执政者为协调各方的政治目的和学术利益而做出某种妥协,中国西医知识体系的确立亦是个卫生政治化的过程。

正如马雅各所说,“中国最有进步的医药学校当属教会所办,但毕竟医药教育应由政府提创”。参见马雅各:《一九二七年医药事业报告》,《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10期,上海:中华续行委办会,1928年,第6页。

  【作者简介】高晞,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事实上,中华医学会与政府的密切关系还遭到当时反对者的诟病。“中华医学会似乎完全是一个学术的团体,但是也有什么公共卫生大会,大会的时候,也有卫生官员就在这里面报告成绩和策略,那么这个学会和卫生官署发生了共通性已经毫无疑义了。……因之有人说其现在中华医学会,已经左右中国的卫生行政了。”不管反对中华医学会的原因为何,这种由其主导的“西医在朝”地位之正式形成,对西医事业在中国的发展,形成了有力的支持。

从时间考察,中国西医知识体系的确立和完善是在晚清至民国期间,其间的确存在过一段选择与纷争的历史,袁世凯在就任总统前便已作过选择。④虽然既往研究没有专门从此角度思考过此问题,但相关研究在诸如地方卫生行政建设、留学生对医疗卫生制度的影响等方面作过探索,代表作品有樊波、梁峻、袁国铭等人《浅析中华民国中央卫生行政机构之嬗递》、⑤文庠《民国时期中央卫生行政组织的历史考察》、⑥杜丽红《近代北京公共行政的建立》、⑦路彩霞《清末京津公共卫生机制演进研究(1900—1911)》、杨红星《留美医学生与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⑧牛亚华《清末留日医学生及其对中国近代医学事业的贡献》,⑨此外,还有魏洲阳《上海英美派高等医学教育研究:以圣约翰大学医学教育为中心(1896—1952)》、⑩慕景强《民国西医高等教育研究(1912—1949)》(11)和夏媛媛从医学学术流派纷争与医学教育角度的研究。(12)日本学者饭岛涉曾以北京为例对“国家卫生”有过探讨。(13)但目前的研究路径似乎很少从决策者的层面探讨中国走什么样的“卫生之道”、如何走的问题。本文由官方角度考察这段时期统治者在制定国家策略的过程中,如何借鉴西方医学的知识体系和卫生体制改善中国医疗卫生状况,创建能够适应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需求的医疗培养机制和健康计划,即“卫生之道”。本文借用袁世凯的“卫生之道”说法,旨在分析当局者选择什么样的道路,采纳哪种技术和方式,借鉴何种教育和卫生管理体制,最后创建怎样的知识体系。

⑤参见李传斌:《条约特权制度下的医疗事业——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研究(1835—1937)》,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2—43页;爱德华·V. 吉利克:《伯驾与中国的开放》,董少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7—74、114—120页。

  

然而,中国的局势并没有给博医会从容实现各种交接的机会,医学事业本土化的进程被国民革命大大加速了。在南京政府建立之前,非基督教运动一直不曾结束,而1926年北伐的兴起又使得民族主义给教会带来重大冲击,很多医院或遭到破坏或关闭,医学传教士对在中国的前途也充满不安全感。据马雅各的报告,1927年移交给华人管理的医院主要有三种类型:“被军事当局占用而仍继续医药事业之医院,甚属少数,且笔者深信无一不遭失败,此种医院简直不能再称为医院了;此外,大部分医院因政潮的缘故,负责者离院他往,遂有现有职员分配暂时维持现状。这类医院因各地情形互异,难以确切评判,但总之服务能力打了折扣;尚有一小部分医院,依照郑重的计划与布置,把事业的督察权交到了华人手上,这类医院运转较为优良。”马雅各还指出,医院的移交要循序渐进,“教会医院一时则不能即归华人自主,亦未能深责。以华人之能任医院要职者甚少故也。华人之能医者既少,则外国医士之工作势必繁重。倘再以种种改组问题纠缠之,将使其心灰意冷,反致不能应付各地人民真切之急要,故曰教会医院之未能移交华人办理,皆由于人才缺乏之故也”。除了人才的匮乏,经费不足也是另一大难题。《博医会报》一篇社论指出:“如果华人掌控教会医院,他们至少要能保证如下条件:1.教会医院的一切医疗活动照常运行;2.医院依然是基督教影响的中心;3.中国人要能持久地承担财务方面的责任,包括人员的薪资和设备的维护更新等。这些都是情理中的要求。如果中国人目前做不到以上这些要求,那么让外人来继续维持管理是否更为明智?”

作者简介:

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七十年大事记》,《中国科技史料》1987年第3期。

  ④路彩霞:《清末京津公共卫生机制演进研究(1900—1911)》,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The Nat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 CR, vol. 47, no. 3(March 1916), pp. 146-147; K. Chimin Wong and Lien-teh Wu,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pp. 605-606.

这个知识体系来自外国,即本文所要讨论的西医体系,被称作“新医”或“西医”。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期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在广东地区开展医疗活动始,至袁世凯接见博医会成员,算起来近代西方医学进入中国已有一百年的历史。对于这门外来知识在中国传播的研究,自上个世纪末起,由“医学”与“传教”角度切入,学者们深入探讨过西方医学传入对近代中国医学学科建制和卫生概念的产生以及近代思想文化史发展的影响。近十年在“卫生”与“疾病”的新名词下所进行的学术思考更是成绩斐然。②研究视阈由医疗史、卫生史拓展至社会史、思想文化史(概念史) 等领域,内容涉及医疗、防疫检疫、公共卫生、卫生行政、医学教育以及诸如妇婴卫生、护理学、传染病、城市卫生、乡村卫生保健、食品卫生等专题。此外,在全球史、性别史和社会生活史的框架下,我们亦能发现诸多与近代医疗卫生史相关的研究题目,近代医疗卫生史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新趋势已是不争的事实,并正将西方医学在华传播和确立的研究推向精细深层次,由多领域多侧面展现西方医学在中国近现代进程中产生的科学与文化影响。如果细究这些研究成果,我们会发现一个共同特点:大都立足于“传入”与“接受”相互对应的层面,即西方医学进入中国,在本土传播、学科建立和制度创建的历程,本土和中医界由此产生的回应,并由此导致西方医学传教士态度的转变,③一概在冲突、调适和反应的框架下展开历史叙述。在这样的定势下,有个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因为近代医疗体系中包含医学科学知识和卫生管理体制两个方面,它涉及到国家健康策略与人民的生命保障计划,因而中国西医学体系框架的最后决策者应当是国家的统治者,既不可能是传播者,也未必完全由接受者决定。这点医学传教士非常清楚,经过一百余年的努力,尽管对中国医学的批判竭尽能事,但终难进入国家医疗体系,这也是本文开头所引博医会需要拜会大总统以获取支持的缘由了。

博医会的很多成就建立在合作之上,其对合作的态度较为开放,这些合作对象主要包括基督教机构如男、女青年会,此外还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其他学会团体等,但它与中国各级政府的实质性合作到辛亥革命之后才有所开展。博医会对中国医学事业的调查,如医生、护士的构成和人数,医科院校以及医院的各种统计资料等,为医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数据。

内容摘要:本文着重由官方角度考察这段时期统治者在制定国家策略的过程中,如何借鉴西方医学的知识体系和卫生体制改善中国医疗卫生状况,创建能够适应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需求的医疗培养机制和健康计划,逐步完成中国本土医学模式的“卫生之道”。二、外国医学模式与政治之卫生化若将明治年间日本卫生行政制度和上海工部局、天津租界都统衙门时期的卫生行政规则作比较,不难发现,清末民初制定的中央卫生体制是借鉴多国模式,将英国、法国和日本的卫生监管制度中适合中国社会和城市管理的内容和制度或沿用、或增添。三、医学模式与医学流派之争至1936年,医学教育课程和卫生管理体制方面都显现出在借鉴多种外国模式的基础上,创建中国本土制度和中国的西医知识体系的思路,这是国家策略和医学精英的理想。

参见James L. Maxwell,"Interdenominational and National Service of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in Frank Rawlinson, ed.,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24,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24, pp. 374-377; K. Chimin Wong and Lien-teh Wu,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p. 560.

  【关键词】卫生之道;医学知识体系;英美派;德日派;法比派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in D. MacGillivray, ed.,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1,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11, p. 162; P. B. Cousland,"Report of the Publication Committee of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in G. H. Bondfield, ed.,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2,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12, p. 267.

(12)夏媛媛、张大庆:《民国时期的医派纷争与殖民现代性》,http: / /she - zhang. com/Web /Article /Show. aspx? id = 511。

这一转机的出现主要受到中国局势的影响。具体地说,从1922年起,非基督教运动便一直持续不歇,“在最近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大潮中,教会医学事业也受到了冲击”。博医会的反应恰如其主编所说,“一个健康的组织其内在要求便是要能适应复杂万变的环境”。如其他在华传教士一样,医学传教士也对自己过往的工作有所反思,尤其是在对待中国人的态度方面,由强调领导转向更多地考虑合作;另一方面,他们开始加紧在各种医学机构中补充中国力量,并逐渐实现事务移交。尽管在扩充会员基础的事务上逐渐达成共识,但一些医学传教士的紧张和焦虑依然难以消除,他们对于这一决定的态度还是比较保守。

关键词:日本;医学教育;西医;卫生管理;研究;学术;中国医学;卫生部;医疗;英美

“非基运动”时期所表现出的强大的民族主义力量和国民政府成立后在行政方面的整合为中华医学会提供了强大外力。在1928年中华医学会第7届年会上,会长刘瑞恒指出,中国现代医学的开创事业是由外国人发起的,这一点应深怀感激。他还说,值得高兴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取代了外国人在中国医学事业中的位置”,“我们感到由优秀的中国人独立担当的时机已经来临”。这次会议讨论了期刊合并的问题,决议成立一个学会合并委员会,并宣布“由外国人决定在中国设立新的医疗机构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在没有中国人协助的情况下,独自由外国医疗机构帮助中国医学发展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在保存现有的外国医疗机构方面,制定的政策要有远见,要能使这些医疗机构与当地社区融为一体,这样能够促进医疗事业的合作并减低同业竞争的危险”。《博医会报》对这次会议作了报道,并指出两个学会中、英文刊物的合并能更好地代表中国医学发声,因此更加权威,而合并后的英文期刊则命名为Chinese Medical Journal,由博医会的原有机构负责出版。时任《博医会报》主编的马雅各对这一计划表示支持。

  敝国内地人民于卫生之道不知注意研究,殊不知国家之强盛,全侍有精壮强干之国民,故必须注意卫生。全赖诸位热心劝导,使研究卫生之道者,日益发达。又内地之穷民妇孺颇有仗贵教会之保护抚育,并授以文明知识者。此贵教会之大有益于我国者也……尤有所望于诸位者即回去后,仍如昔之热心劝导保护敝国人民,俾将来皆成为强壮文明之国民。

1923年博医会年会上,会长章嘉礼(Charles F. Johnson)“尝试着告诉大家一些会员所持的关于博医会的一个愿景,很多持有这一愿景的人不敢直言此事,因为害怕受到损害学会宗旨和不忠于学会的指责。简而言之,这一愿景便是去掉C. M. M. A. (中国医学传教士学会)中的一个‘M’,使之成为China Medical Association,恰如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之于英国、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之于美国”。换言之,即将博医会发展成一个联合全国符合资格的医生,为建设最高从医标准和为中国医学事业发展而导航的全国性机构。“没有所有优秀医师——不管其国籍为何——的精诚合作,这一愿景难以达成。这并非摒弃传教士的精神,我们可以设立一个专门的部门全职负责教会医疗事业,成为中国医学会的成员和秉持传教士精神未必要有冲突,无论如何,我们在华工作的终极任务是荣神益人。”这届年会前后,支持扩大博医会基础的还有曾任1899—1901年会长的比必和主持《博医会报》多年的编辑梅润思(Edward M. Merrins)。然而,会员中持反对态度的也不在少数,他们认为,若将会员延伸至医学传教士范围之外,那么博医会的英文名称势必要更改,这将影响学会原有的宗教性质以至来自母国对该会的支持和态度,甚至学会在国际医界的影响也会产生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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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七十年大事记》,《中国科技史料》1987年第3期。

  ⑧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历史系2006年。

该机构又称“罗氏医社”,参见比必:《博医会》,《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3期,上海:中华续行委办会,1916年,第34—35页;《中国基督教差会机构名称释要》,《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7期,上海:中华续行委办会,1924年,第29页。

  ⑥《中华医史杂志》2008年第4期。

参见K. Chimin Wong and Lien-teh Wu,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pp. 603-604;"Triennial Conference," CMJ, vol. 27, no. 2(March 1913), pp. 92-97.

  ③代表著作有:陶飞亚:《传教士中医观的变迁》,《历史研究》2010年第5期;胡成:《医疗、卫生与世界之中国(1820—1937)》,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James L. Maxwell,"The First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inese Medcial Association," p. 717.

②路彩霞:《近十余年大陆晚清民国医疗卫生史研究综述》,陈锋主编《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卷中详细记述;台湾学者的研究可参考李尚仁编《帝国与现代医学》,联经出版公司2008年版,其中收入台湾与日本学者代表研究作品;余新忠、杜丽红主编《医疗、社会与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收入近年的研究代表作。

参见《中华医学会第六届大会志盛》,《科学消息》1934年第1期。

  [9159com金沙网站 ,中图分类号]R-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4)05—0091—12

参见Arthur Stanley,"How to Initiate Public Health Work in Chinese Cities: Some Practical Details," CMJ, vol. 29, no. 4(July 1915), pp. 217-222; Wu Lien Teh,"Awaking the Sanitary Conscience of China," CMJ, vol. 29, no. 4(July 1915), pp. 225-226.

  ① 《大总统接见博医会外国医士答辞》,China Medical Journal (CMJ),Vol.27,No.1 (January 1913),p.91。

先从博医会方面来看。早在晚清时期,博医会在期刊和历次年会中都强调医学教育的重要性,并认识到中国现代医学的发展终究要靠中国医生。但是其明确地认识到需考虑中国同行这一因素却是在民国成立后。1912年7月期《博医会报》的社论写道:“毫无疑问,所有的医学院校最终都会由中国政府接管,但是,在中国政府建立起稳固的基础之前,它不会有时间和财力投入到医学院校的建设中。因此若要满足这一国家对于医学的不断增长的需求,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还将主要依靠教会医疗力量以及接受了海外医学教育的归国人员。”1913年博医会在年会上给袁世凯的呈文中表达了加强和中国同行合作的意愿,并反复陈述“我们只是中国的宾客,我们的任务是将西方科学的精髓传给中国,直至有足够数量的中国医生能承继我们所开拓的事业。当这一天来临,我们将会高兴地把任务移交给中国同行”。博医会的这种表态应该也和中国西医群体的行动有关,如上文所述的各种中国医学会的成立等事件。1917年两会联合年会上,博医会会长笪达文(Cecil J. Davenport)在致辞中指出,博医会要引导和激励其年轻的姊妹学会中华医学会,“这一点最为重要而且意义深远……他们将会是中国医界的中坚力量,届时我们也就会全身而退。然而,作为医学传教士,我们仍有一些时间——大约15或20年——担当领导者和模范”。1919年博医会的重要人物齐鲁大学医学院院长巴慕德(Harold Balme)再次强调,“和其他形式的传教事业一样,在华医疗传教工作也要面对不断变化的中国环境并做出政策的调整”。

  ⑤《北京中医药》2011年第2期。

关于博医会与中华医学会的合并,已有学者作出一些论述。不过,两者最终走上合并的道路而成为新的中国科学团体的历史过程,还有一些复杂的因素值得探讨。

《本会消息:中华医学会、博医会执委会联席会议》,《中华医学杂志》1932年第3期。

再从中华医学会方面来看。1916年2月于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学会年会上,颜福庆在会长致辞中指出:“我们既然名为中华医学会,那么需要名实相副,我们的外国同行一直关注着我们,尤其是我们对于入会资格的规定。……但是在不降低我们标准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邀请外国医生加入我们,在西方国家,国家医学会并不排斥外国会员,我们没有必要成为例外,博医会主要由医学传教士构成,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早就表示一旦中国成立了国家医学会,他们便加入进来。对于这些将西医引入中国并为我国医学进步作了极大贡献的庞大群体,若将他们排斥在外,对我们的发展也极为不利,我们需要他们的合作、激励、同情和明智的建议。”然而,尽管双方都清楚地看到了合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实际的合并毕竟牵涉双方内部的各项财权和事权,这使得愿景的实现还须依赖外在条件的成熟。

其次,博医会虽然是西洋医学传教士建立的组织,理论上没有国籍限制,但它有几道门槛。一是只认同西医不接纳中医;二是在1925年以前入会者必须是基督教徒;三是具有毕业于正规大学医学院的学术资格,而且对没有西医传统的中国人有更严格的准入门槛。1908年5月期《博医会报》报道,有两名从设立在中国但获得美国认可的大学毕业的中国医学博士,在向博医会申请成为正式会员时,被阻搁下来。尽管他们完全符合正式会员的条件,但学会高层担心接受他们会导致入会标准被打破。《博医会报》编辑说,这一问题并非由于国籍,因为博医会已经有中国籍的通讯会员,而是由于毕业学校所在地。编辑认为,对于中国符合博医会规定的院校应该公布其名单,这样才有规可依。这应该是《博医会报》对在医学传教士的范围以外扩大会员基础的首次讨论。可以肯定的是,博医会会员就“是否仍应将正式会员的资格限定在医学传教士范围这一问题”的意见是不统一的。1910年,博医会会长师图尔在年会致辞中对扩大会员基础的问题说法比较谨慎,但他倾向于放宽入会资格。在这届年会上,耶鲁大学医学博士颜福庆由于曾有在教会机构工作的经历而被接纳为正式会员。伍连德由于缺乏和教会工作相关的背景,只能当选为荣誉会员。实际上,即使到1930年代,美国平信徒调查报告中对总数约4000人的中国籍西医评价仍很低,该报告说“除了一小部分受过良好训练的人之外,我们对观察到的大部分西医业者所提供的粗劣、落后、原始和商业性的医疗服务,如果不是震惊的话,也是很失望的”。这也是博医会不愿对中国医生开放的原因之一。

H. W. Boone,"Medical Education for the Chinese," CMMJ, vol. 4, no. 3(September 1890), pp. 113-114.

参见陈清森:《中华医学会80年发展历程》,《中华医史杂志》1995年第1期。

关于两个学会的情况与关系,中华医学会第12任会长朱恒璧说过,两会“组织都已是很健全,都实事求是地以‘科学’会友,都办有内容力求充实的杂志,彼此互视为畏友”。这表明双方有合作也有竞争的一面。然而,在同一个领域存在两个同质性的医学科学团体,开展大致同质性的工作,这会造成资源的浪费。更重要的是,他还指出“当时国人以入博医会为荣,以入中华医学会为无价值,死认博医会地位较中华医学会为高”。这也表明博医会在中国医学科学界的影响之大,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华医学会的发展有消极影响。这一现象在民族主义高涨的革命年代,显然会受到更多的挑战。不过,两个学会的深厚渊源和长期合作已为它们走向合并之路作了铺垫。

F. C. Yen,"Presidential Address," p. 5.

《中华医学会往来文牍》,《中华医学杂志》1916年第1期;黄贻清辑录:《本会创立二十年来大事记》,《中华医学杂志》1934年第1期。

P. B. Cousland,"Triennial Conference: President's Letter," CMJ, vol. 27, no. 2(March 1913), p. 76.

参见W. Hamilton Jefferys and James L. Maxwell, The Diseases of China: Including Formosa and Korea, London: John Bale, Sons & Danielsson, Ltd., 1911, pp. 4-7.

朱恒璧:《申报医药专刊·中国医学会第四届大会特刊发刊词》,《申报》1937年4月6日,第4张第13版。

此外,中华医学会还积极推动政府完善医学管理和立法。1932年9月29日至10月6日,中华医学会在上海召开合并后的第一次大会,会议要求修改1928年5月政府颁布的“解剖尸体条例”,以便“医师得立刻执行解剖,以免稽迟”;会议还建议在医科院校中推广四学年制。这些建议后来都被政府接受并实施。同年12月9日,中华医学会医院标准委员会决议,详细调查国内各医院状况,列表研究,规定最低标准,设法改行。这便是上文所述“权威报告”的由来。该报告为医院的运行划了红线,并公之于众,有力地促进了医院的自我规范和改进。在中华医学会的推动下,政府颁布了“卫生医药技术人员保障规则”,设立全国性的医学考试委员会等。中华医学会的专业职能与政府的行政职权之合作,使得中国的医学制度越来越完善。同时,学会和高等院校的合作也在不断深入。

马雅各:《一九二七年医药事业报告》,《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10期,第4—6页。

西方科学知识输入中国,传播知识的机制也被移植到中国。博医会的成立凸显了科学共同体机制对于中国医学发展的重要性,它通过制定规划统筹全局,整合推动在华医学事业的发展。但是中国现代医学转型的历史重任,毕竟不是医学传教士所能胜任,它需要与国家权力建立联系并获得支持,医学传教士在这方面难以超越“外人”的身份限制。这只能由理解中西方两种文化、同时具有民族责任感的中国医生来担当,因此便有了中华医学会的诞生和成长。它在国民政府的配合与协调下,继续推进中国医学的现代转型。毋庸讳言,西方的医学传教运动催生了博医会,甚至早期中华医学会的成员也与基督教有丝丝缕缕的联系,但西方人和基督教并非是这个科学共同体的本质属性。在民族主义和革命压力下西方性和宗教性成为科学团体继续生存和发展的阻力时,博医会顺应潮流,淡化宗教色彩,新的中华医学会也以理性与包容的态度,与其实现了合作共赢,在某种程度上演绎了近代中国科学共同体的洋为中用的一种范式。

期刊的合并是两个学会合并的前奏。英文版《中华医学杂志》作为《博医会报》和英文版原《中华医学杂志》的延续,于1932年1月继续发行,仍为月刊,期序则继承《博医会报》,因此新发行的杂志为第46期。中文版《中华医学杂志》与《齐鲁医刊》合并,为双月刊。

F. C. Yen,"Presidential Address," The National Medical Journal of China(以下简写为NMJC), vol. 2, no. 1(March 1916), pp. 7-8.

应该指出的是,西人为主的博医会与中国人的中华医学会的密切合作在科学史上也是难得的例子。究其原因,除了有共同的医学传统之外,某种程度上共同的基督教背景也有一定的作用。博医会有鲜明的基督新教色彩,而民国期间中华医学会的骨干人物也大部分都具有新教教徒身份。新教对医学的重视及其较积极地参与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历史进程,都为博医会与中华医学会的合作奠定了基础,但两者的关怀仍有很大不同。博医会有明确的基督教宗教关怀,中华医学会的许多骨干尽管也有基督徒身份,但对发展中国医疗事业有更多担当,针对自身实力上的薄弱和中国医学发展目标的缓急而扬长避短,将精力主要投入到医学知识的普及和医书的翻译等事务上。在医学教育和医学研究等资金与人才密集型的事业方面,博医会仍起主导作用。

⑧参见M. T. Yates, R. Nelson and E. R. Barrett, eds.,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10-24, 1877,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7, pp. 114-132.

Harold Balme, China and Modern Medicine: A Study in Medical Missionary Development, London: United Council for Missionary Education, 1921, pp. 127-133; K. Chimin Wong and Lien-teh Wu,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pp. 563, 610.

"Constitution and By-law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以下简写为CMMJ), vol. 1, no. 1(March 1887), pp. 32-34.

一、移植的制度:博医会的成立和发展

博医会和中华医学会合作的一个显著成果是建立专门组织以促进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1916年博医会、中华医学会和青年会联合成立卫生教育联合会,次年女青年会也加入其中,联合会的经费由参与团体共同承担。这一机构在1917年的联合年会上得到确认。该会以博医会胡恒德(Henry S. Houghton)、中华医学会刁信德为正、副会长,青年会毕德辉(W. W. Peter)和中华医学会胡宣明分任正、副干事。联合会设置了学校卫生部、儿童卫生部、社区卫生部和中文文献发行部等部门。在政府领导机构未建立之前,联合会的资金和专业水准使其能履行全国中心机构的责任,很多差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都在经费和人员方面对联合会进行资助。在中外两位干事的领导下,联合会所发起的公共卫生运动取得较大进展。

K. Chimin Wong and Lien-teh Wu,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p. 604.

1941年《申报》上的一篇文章说道:“距今五十年前,西洋来华传道的教会机关里的医师,组织了一个‘博医会’,由外人主持全中国的医学事宜,如促进医学教育,改良医学设施,灌输卫生知识等等,替吾国奠下了新医的基石。有识之士,便纷纷研究西洋新医学术,民众也渐知延请西医诊治疾病;于是西洋医术便在吾国萌起了嫩芽。当时从外国学成归国的医界先进,认为中国的医学事业由外国人主持,他们的精力和功绩,固然值得感佩,但究非妥善办法,国人应有自己的医学团体,中国的医学事业,应由中国人来主持,于是便组织了中国医学会,到现在已有将近三十年的历史了。自从中国医学会成立后,外人组织的博医会即形解散,外国医学家仍极力赞助中国医学会的长成。到现在已有三千会员,其中有六百个外国会员。这是全国的医学学术机关,在政府极力赞助之下,对于吾国医学事业贡献良多。”这一说法大致勾勒出了博医会与中华医学会的历史渊源和各自地位。

首先,它与中国政府联系极少。作为与在华传教事业有关的一个医学科学组织,博医会对清政府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事物。晚清不平等条约体系下,传教士的活动是合法的。在政府忙于教案问题之际,其对于博医会这一闻所未闻又在租界里发端的科学团体可能根本无暇关顾。尽管晚清高官们从李鸿章到荣禄等都与西医过从甚密,但他们对博医会是否了解难以确定。但到了1910年东北鼠疫大规模流行时,清政府曾通过英国驻京使馆的医员葛莱向博医会寻求帮助。由于西人医生在防治鼠疫中的杰出成绩,曾任博医会会长的司督阁(Dugald Christie)等传教士获得清政府高度褒奖。民国之后,袁世凯和黎元洪先后于博医会召开年会时发来贺信,表彰博医会对中国医学的贡献。在外界看来,这等于承认了博医会的合法存在。尽管1913年北京年会成立一个常设委员会代表博医会与医学院校和政府当局联系交流,以期在医学教育和医学术语等问题上达成合作,但由于博医会对自己“宾客”身份的自我意识,其与中国政府之间彼此都有文化和心理上的距离。

①参见李传斌:《中华博医会初期的教会医疗事业》,《南都学坛》2003年第1期;张圣芬:《颜福庆与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史杂志》2007年第4期;刘远明:《中国近代医学社团——博医会》,《中华医史杂志》2011年第4期;《中华医学会与博医会的合作及合并》,《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年第2期。

K. Chimin Wong and Lien-teh Wu,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pp. 560-562, 616.

当然,中华医学会并非博医会的翻版,它有自己的明确定位。首任会长颜福庆在第一届年会会长致辞中指出,在医疗事业方面,学会要有一个明确的政策,这首先要认清博医会的优势,“我们要补充而不是重复外国同行那行之有效的医学事业”。和博医会不同,它从一开始就以一种“主人”的姿态谋划全国的西医事业,维护国家的医学利益,欲将自身发展为代表中国的“医界团体”,以“与欧美各国医学会社并驾齐驱”。1916年2月,中华医学会第一次年会向政府递交的呈文中,分别有“条陈政府实行医生注册之法,取缔一切不正常之行医售药及严禁外国药料唯利是图者”和“中华医学会因各国教士设立医院医学堂及美人洛克反尔亦将捐助巨款兴办医学于中国境内,公决条陈政府特设机关统辖医学事项以维主权而图划一”等项。可见当时的中国西医精英在维护主权方面已有所行动,博医会在中国的处境开始发生变化。

邓铁涛、程之范主编:《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第472—473页。

中华医学会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1910年最早提出创立中华医学会的是伍连德。他生于马来西亚,留学欧洲,1903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07年应袁世凯邀聘回国。他有阅历有远见,有很强的民族感且深受中国政府的信任。由于没有基督教徒身份,以其剑桥学历尚不能成为博医会正式成员,由他首先提出成立中国西医团体的想法,并不让人意外,但他的建议未获充分支持。直到1913年博医会年会,与会者中还是仅有两名中国医生会员,占总数85人中的极小比例。与此相对照的是,由留日西医组成的中国医学会的几名代表则有资格参加这次博医会年会。同时,在这次年会上,博医会会长高似兰仍强调应保持博医会原有的宗旨,无须扩大会员基础。这一系列的事情可能使伍连德的想法得到更多同行的认同。而且,随着有留学背景或毕业于中国教会大学医学院的医学精英数量的不断增长,博医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加入。1915年博医会年会的113名出席者中,中国医生便有9人,在人数和比例上有了很大的提升,其中较著名者有颜福庆、伍连德、康成、石美玉、曹丽云和刁信德等。他们加入博医会或参加博医会活动,对以西人为主的医学共同体的了解与日俱增,耳濡目染中经验和自信不断增长,开始酝酿创建自己的专业共同体。

《外务部招聘医员除疫》,《申报》1911年2月16日,第1张第6版。

博医会入会条件的宗教性限制和对会员毕业院校所在地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其自身的发展,反倒催生出一批同类型的组织。同时期很多被限制在博医会之外的中医从业者和非教徒、多数是留日的西医则利用维新运动后清廷对民间组织的宽松政策,兴起一批中、西医学会。最早的是以西医为主的孙直斋、王仁俊和沈敬学等于1897年秋在上海创立的“上海医学会”;中医方面,1902年余伯陶、李平书等人发起“上海医会”,并于1906年6月成立“上海医务总会”,成为近代最早的中医学术团体。除博医会外,1910年全国和地方性的中、西医学会至少有12个。尽管这些学会的规范性、权威性和影响力与博医会不可相提并论,但这对加入不了博医会,又不愿参加这些学会的中国西医们显然会有心理和士气上的影响。这也激发了博医会中的中国医生们提出建立中华医学会的设想。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主张的提出与1910年上海的“中西医学研究会”和北京的“医学研究会”两个全国性组织的建立在时间上几乎是同步的。

K. Chimin Wong and Lien-teh Wu,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pp. 765-768.

合并后的中华医学会还有一个显著变化,即其在国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影响大大加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卫生行政最高机关或称卫生司、或称卫生部、或称卫生署。不论名称如何更改,卫生行政长官绝大部分时期都由中华医学会成员担任,刘瑞恒、颜福庆、金宝善、林可胜和朱章赓等长期主持最高卫生行政机关的大员都曾担任中华医学会会长。而国民政府也视中华医学会为医界代表,尤其在抗战时期,中华医学会随国民政府西迁,更成为政府动员医界力量支持抗战的重要机构。

K. Chimin Wong and Lien-teh Wu,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p. 611.

志芳:《卫生署和中华医学会硬要分家的质疑》,《医事公论》1934年第13期。

《中华医学会第七届年会》,《中华医学杂志》1946年第5—6期。

⑥W. Arthur Tatchell, Medical Missions in China, London: Robert Culley, 1909, p. 58,转引自李传斌:《条约特权制度下的医疗事业——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研究(1835—1937)》,第51页。

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部译编:《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第257页。

博医会也注意到了这一点。1913年,博医会年会上司督阁等人讨论了“和中国人在医学教育方面的合作问题”,他们建议教会医学院校要加强中国师资力量,因为“目前中国人已经有了开展教育改革的呼声,我们对此要有所认识,并尽量在我们的工作中使外国因素变得不那么显著”。会议决议指出学会的三点宗旨,除了训练医学精英外,还包括“我们无意于在中国设立永久性的机构,我们的目的和希望是这些医学院校将会逐渐和最终地由中国人安排人事、提供资金和完全掌控;我们希望我们的教学与教育部的规章一致,并在各个方面能与中国政府的医学教育事业进行合作,从而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度建立完整的医学科学”。博医会1915年年会再次重申了和教育部以及新成立的中华医学会加强合作的愿望。

马雅各:《两年来之教会医院概况》,《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11期,上海:中华续行委办会,1931年,第33页。

应该说,传教士对于移交事务的见解是不乏理性的,不足之处在于他们没有考虑到中国民众的心情和实际形势。诚如马雅各所说,破坏教会医院的多是外地来的军队,倒是本地的民众对这些医院爱护有加。在民族主义情绪弥漫和社会动荡的环境中,理性的意见难有立足之地。这种背景下,博医会与中华医学会的合并被加速了。

参见贝德士辑:《中国基督徒名录》,刘家峰译、章开沅校,章开沅、马敏主编:《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69—486页。

四、结语

巴慕德所讲的调整实际上包含了许多具体的内容,因为博医会所开展的活动有很多属于政府职能。如制定课程标准、成立考试委员会、对医院和医科院校进行评级、制定医学从业准则乃至设立医院和医科院校等。在一定意义上,这些活动的开创在博医会是一种“越位”,在中国政府是一种“缺位”。这种情况可以归咎于清末民初中国政治的紊乱,缺乏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恰如平信徒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所说:“民国成立后的二十年,如果中国未因内战而浪费巨大的资源,而且其政治连续性未曾中断,那么中国政府或许能在医学教育、医院设立和公共医疗服务系统方面取得巨大的进步。”其实,这种情况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已经逐渐改变。中央政府对于公共卫生的管理和引导明显加强,并逐渐形成一个初步的医疗服务和医疗教育体系,中国的医疗事业开始转向由政府主导。由此可见,博医会的长远战略是促使其开创的现代医学事业中国化,它对于中华医学会在将来的担当和作用寄予厚望,如果中华医学会能够发挥整合中国医界的中枢作用,博医会至少是有与其合并意愿的。

中华医学会虽然有本土化优势,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医院和医学院校都掌握在基督教差会手中。作为与博医会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华医学会,自然有与前者共同发展的意愿。两个学会联合召开了1917年和1920年两届年会。在1917年年会上,伍连德呼吁政府成立中央医事行政部,以统筹管理中国医学各项事业。这一提议获得会议通过,并向教育部递交提案。事实上,这一提议由来已久。在1915年7月期的《博医会报》上,工部局医官史笪来(Arthur Stanley)和伍连德便分别撰文陈述成立中央卫生行政机构的重要性。

C. J. Davenport, F. R. C. S.,"The Work of Medical Missions in 1911," p. 260.

参见K. Chimin Wong and Lien-teh Wu,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pp. 562-565, 607-611.

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七十年大事记》,《中国科技史料》1987年第3期;刘远明:《中华医学会与民国时期的医疗卫生体制化》,《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K. Chimin Wong and Lien-teh Wu,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p. 768.

笔者在博医会机关刊物中未看到关于该会向中国政府注册备案的论述。1933年7月10日的《申报》在描述一些医药团体成立及备案情况时,在博医会“有案官署”项下写“外国教会·学部”。然而需指出的是,该文关于各学会成立的时间纰漏颇多,如指博医会、中华民国医药学会和中华医学会分别成立于1887、1913、1914年。事实上,上述三会的成立时间分别为1886、1915和1915年。参见庞京周:《上海市近十年来医药鸟瞰》,《申报》1933年7月10日,第5张第17版。

"Members in Attendance," CMJ, vol. 27, no. 2(March 1913), pp. 51-52.

K. Chimin Wong and Lien-teh Wu,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p. 464.

摘要:近代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借助医学推动传教的同时,创建了中国最早的医学科学共同体博医会。作为中国最早的医学科学共同体,其制度与精神也为以后出现的中国本土医学团体提供了经验与示范。但博医会的高门槛、宗教性及其外国身份与中国社会合作的局限性,促使一部分中国西医精英创立中华医学会。后者在与博医会的合作、竞争中推进了中国现代医学的发展,但也存在资源和学术权威性不够的问题。以西人为主的博医会虽有向日渐壮大的中国同行移交医事权益的口头愿景,但缺乏付诸实施的动力。在非基督教运动与国民革命激起的民族主义高潮的压力下,两会通过协商妥协,合并为中国人主导的新的中华医学会。这种中国化取向的身份转移与资源整合,使后者不仅继承了前两者的专业性与国际性,而且推动了与民国医学行政界的合作,成为中国医学体系转型中较成功的洋为中用的科学团体。

《中华医学会宣言书》,《中华医学杂志》1915年第1期。

审查会于1917年1月和8月召开了第二、三次会议。更多自然科学团体的加入也使审查会的规模更大、意见更权威。1918年该会改名为科学名词审查会。1918年7月举行的第四次会议分设解剖学、细菌学和化学三个分会,科学的专业分工更加明确。教育部为支持这一事业,每月提供400美元的经费,但要求所有经讨论商定的术语上报教育部审定。这一举措也反映出政府与科学社团之间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关系。

戚铭远:《中华医学杂志三十年来大事记》,《中华医学杂志》1945年第1—2期。

扩大会员基础一事到了1925年有了戏剧性的转变,是年1月博医会香港年会上,与会者一致决定将博医会更名为“中国医学会”,在中国和远东的医生只要技术精湛、品德良好皆有资格成为新学会的会员。此前学会所持有的理念和活动仍将被新学会继承,并以教会医学部的形式从属于新的学会。“在一个新的形势下,旧的学会仍将继续展现其原有的活力。简单地说,时代在变化,我们也要随着做出改变。这次大会的投票表明扩大会员基础的趋势不可避免。”

参见John B. Grant,"The Public Health Movement in China: 1922-23," in Frank Rawlinson, ed.,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24, pp. 358-362.

"Triennial Conference: Address Presented to President Yuan Shih Kai," CMJ, vol. 27, no. 2(March 1913), p. 9O.

⑩Editor,"The International Medical Congress," CR, vol. 17, no. 9(September 1886), p. 357.

William Ernest Hocking, Re-Thinking Missions: A Laymen's Inquiry after One Hundred Years, 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32, p. 197.

K. Chimin Wong and Lien-teh Wu,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pp. 768-774, 819-820.

Geo. A. Stuart,"President's Letter," pp. 136-137.

Edward M. Merrins,"Report of Editor of China Medical Journal, 1920-1923," CMJ, vol. 37, no. 3-4(March-April 1923), p.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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