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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80年代对外援助报道研究,受援国达100多个

来源:http://www.zhongtengled.com 作者:9159com金沙网站 时间:2019-11-14 17:32

内容摘要:摘要:以《人民日报》1980-1989年的对外援助报道内容为参考依据,本文考察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外援助的报道特点。但无论是“高调”还是“低调”都不能与当时的对外援助实际情况和政策直接画等号,其中为了政治和经济发展需求所显示的传播策略,对于今天的对外援助报道和国家形象传播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一、背景与问题自1953年向朝鲜进行援助开始,中国一直保持对外援助,即使在改革开放前经济非常落后的情况下,我国对外援助的数额也非常之大:1967年我国对外经济援助占国家财政支出的4.5%。为了更好地揭示20世纪80年代对外援助报道的特点,本文通过20世纪60年代至今的相关对外援助报道的内容分析作为参考,从更长的时间范围内进行比较分析,以此考察20世纪80年代对外援助报道的时代特点以及对之后相关报道的影响及意义。

  几乎是一夜之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的消息就成了国际媒体热炒的话题。顶着“世界第二”的帽子,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声音已是呼之欲出。

关键词:报道;人民日报;政治;分析;研究;图;对外援助政策;宣传;国家形象;经济发展

  即使是没有众多外在压力,走过六十年岁月的中国援外之路,也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援助模式和方法如何与时俱进,援助思路当作何调整,都不仅关系到中国援外战略的前景,更诚如外媒所言,也是为中国走向更成熟国家定位展开的新探索

作者简介:

  60年后,中国开启援外新思维

  摘 要:以《人民日报》1980-1989年的对外援助报道内容为参考依据,本文考察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外援助的报道特点。在该时期内,《人民日报》的公开报道仍偏向于对外援助的政治意义,但经济意义隐含。报道中的顺向规律和逆向矛盾,体现出中国从政治上确立既为“援助国”也为“受援国”的双重角色时显现出的智慧与尴尬。在特殊时期里,怎样兼顾相对“高调”的“援助国”和相对“低调”的“受援国”的角色并配合特殊时期的国家发展需求,《人民日报》小心翼翼地探寻着一个恰当的宣传路径。但无论是“高调”还是“低调”都不能与当时的对外援助实际情况和政策直接画等号,其中为了政治和经济发展需求所显示的传播策略,对于今天的对外援助报道和国家形象传播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回顾中国60年所走过的援外之路,厘清其中的经验教训,也许更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把握援外的方向盘

  关键词:对外援助 80年代 双重身份 《人民日报》 国家形象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郭一娜发自北京 “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随着上季度经济数据的公布,有关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消息正令国际舆论沸腾。

  作者简介:李守石,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国家形象与城市文化创新战略研究基地助理研究员、博士后;蒋梅芳,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国家形象与城市文化创新战略研究基地传播学硕士研究生。

  面对外媒对“世界第二”的狂热宣传,有些人在看热闹,有些人则借机向中国施压。其中最为人瞩目的,当数美国的阿富汗-巴基斯坦特使霍尔布鲁克对中国的公开喊话:“美国捐款最多,中国等国捐得少。巴基斯坦人将看到,危机来临时,不是中国人,而是美国总在起领导作用。”

  基金项目:上海市国家形象与城市文化创新战略研究基地“中国形象全球实证调研项目(B3650W)”子项目“中国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与国家形象”的阶段性成果。

  霍尔布鲁克说的是中美对巴基斯坦洪灾的援助,但他却故意“省略”了以下事实——中国在巴基斯坦爆发洪灾后,第一时间向巴捐赠了1000万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援助,此后又追加了5000万元的物资援助。而且,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巴基斯坦的主要援助国之一。

  一、背景与问题

  包括援助巴基斯坦在内,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援外已经走过了六十年的漫漫长路。如今,当突然被戴上“世界第二”的高帽后,今后的援外路该怎样走,已经成为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

  自1953年向朝鲜进行援助开始,中国一直保持对外援助,即使在改革开放前经济非常落后的情况下,我国对外援助的数额也非常之大:1967年我国对外经济援助占国家财政支出的4.5%;1972年达51亿多元,占财政支出的6.7%;1973年更是上升至7.2%,超出世界上最发达、最富裕的国家对外经济援助的比例。①中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受援国之一。根据经合组织的不完全统计,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累计接受官方发展援助已达到600亿美元左右。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利用外援资金,投资基础设施和能源建设,后来又投资于市场建设、健康和教育事业以及环境保护等领域。外来的发展援助对于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有学者指出,“当一个国家在经济上处在发展中国家地位,同时在政治上是一个大国或者有志于成为一个大国时,容易成为一个具有双重援助身份的国家。”②邓小平时代,中国既是慷慨援助国,同时也是典型的受援国,这种角色获得了政治上的确认。③进入80年代,中国的对外援助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单向性对外援助变为双向性的援助与受援,从严肃的政治活动转变为国家经济发展服务,从国际主义到平等互利。相对于突出的受援变化特征,这一时期,对外援助显得更为“低调”,在此期间,援助补贴下降,对外经济联络部被降级,部分臃肿的援助项目遭到审查。④从数额上看,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开始迅猛增长,但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内的实际状况,对外援助金额并没有相应大幅增加。由于没有足够的条件提供更多的对外援助,即使作为第三世界领袖,对外援助相对于六七十年代也相当克制。

  援外前传:周边安全和“重义轻利”

  中国为非DAC成员国,没有向国际社会公开对外援助的具体数据的硬性要求,很难对整个中国的对外援助活动构建一个完成的数据走向图。一些国外学者通过其他途径获取数据,对中国的对外援助特点进行了总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日本学者Takaaki Kobayashi。他在著作Evolution of China’s Aid Policy中,通过阅读和二次检验相关统计数据、政策报告、法律条文、不同类型的年鉴、网站等对新中国不同时期的对外援助活动进行了分析和统计,对中国的对外援助进行了整体描述(见图1),大致可以作为我们分析的参考。Takaaki Kobayashi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之前、改革开放后、冷战结束后的对外援助特点,并将这三个阶段的中国对外援助的角色描述为:净捐赠者阶段、净接受捐赠阶段和新兴捐赠者阶段。⑤

  面向未来,就要以史为鉴。回顾中国60年所走过的援外之路,厘清其中的经验教训,也许更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把握援外的方向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对外援助的起步阶段。基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的考虑,越南和朝鲜成为了我国最早的受援国。1950年4月,越共中央就向中共中央提出,请求解放军派出一批干部全面帮助越南搞好军队建设。

  那时,新中国也只是一穷二白,却无私地将援助之手伸向了兄弟国家。除了向越南派出军事顾问团、给予武器装备和军事物资援助之外,中国还“寓援助于贸易之中”。刘少奇曾在1950年12月指示,“以解决越方经济困难为主要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在某些贸易中自觉赔一点钱,也是应该的。”根据这一精神,中国进口了越南一些很难出口的土特产,越南则换回了各种生活必需品。

  “这一时期体现的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无私援助。”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教授周琪对《国际先驱导报》说。

  截至1963年,中国先后向21个国家提供约49亿元援助。其中亚洲国家12个,包括8个与中国接壤的国家。“中国向周边国家提供援助,有助于加强国防安全,亦可在边境地区建立缓冲地带。”一位台湾学者如是猜想大陆援外背后的战略考虑。

  但与此同时,“重义轻利”等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援外政策。

  比如在援助越南和阿尔及利亚时,刘少奇指出,“中国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相信法国会延缓承认中国,但我们不怕。”毛泽东也曾对阿尔及利亚领导人表示,“如果它(法国)把干涉我们援助你们(阿尔及利亚)当作一个建交的条件,我们不干。”

  为了援外,中国作出的牺牲还有很多。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国内经济陷入低谷,但其间和此后,对外援助的车轮却未曾停止。

  1964年,周恩来访非期间提出了援外八项原则。此后到1970年的六年间,中国的受援国从21个激增到32个,中国共帮助20个国家建成了313个成套项目,其中包括坦赞铁路等连西方国家都望而生畏的大型工程。

  个别受援国没把钱用在刀刃上

  1971年10月25日,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后,对外援助量呈现明显增长态势,其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份“关于援外工作的几点意见”文件就曾直截了当地批评,“援外没有坚持量力而行的方针,特别是对一些重点国家的任务过重,不注意经济规律,浪费比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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